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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克用指出，其中，第一支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03亿人，但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不高，只能实现“保基本”目标。第二支柱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已覆盖7000多万人，但相较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与规模，制度覆盖率并不高。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还在持续推动中，国民养老意识仍待激发。

谈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联想集团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首席人力资源官高岚表示，在企业年金管理上，联想持续降低加入门槛，加速权益归属，推出员工可以灵活选择个人缴费比例的方案，坚持不懈地进行员工宣贯，吸引和鼓励更多员工参与到计划中；投资管理上，坚持长期投资回报策略，支持员工根据人生阶段和风险承受程度，个性化选择投资比例和组合，确保年金资产长期稳定增长。

平安养老险是过去17年来联想集团企业年金计划的受托人。平安养老险董事长甘为民介绍，在对联想集团人员结构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其在计划下设置不同风险特征的投资组合来适应员工多样化需求，在不同投资策略下选择最为适合的投资管理机构进行投资管理。同时，建立差异化投资业绩比较基准及长效投资考核机制，来保障计划投资运作长期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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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11月30日电 (记者 吕少威)作为北京市门头沟区“一线四矿”先导项目和京西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重点项目，王平矿文旅度假酒店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门头沟区王平镇举办。该项目依托王平矿区遗址，以“煤业文化+酒店休闲”为定位，按照绿色建筑三星标准建设，该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预计2026年投入运营。

京西文旅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连文超告诉记者，王平矿文旅度假酒店在保留工业遗迹风貌和人文价值的基础上，以原矿场风格调性为底，结合度假酒店风情，打造温暖、绿色、文化的活力城市客厅，融合历史与未来、新建筑与旧建筑、人与自然、矿区特色元素与时代潮流活动等元素，建设全季、全时、全龄时光矿区主题休闲乐园，实现以城市更新理念对京西矿业遗存的“功能重构”和“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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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征早年曾任北京WTO中心法律部咨询员、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奥林匹克品牌保护与合同管理处项目主管、副处长等职。2008年11月，他进入国家开发银行，先后担任过国际金融局副处级干部，甘肃分行客户一处副处级干部，开罗代表处筹备组成员、综合事务部总经理，人事局人才工作处处长、机关干部处处长等职，并于2016年6月起担任人事局副局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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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该幸福指数排名调查，编制架构参考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地区福祉(Regional Well-Being)指数”，涵盖“物质条件”面向的所得与财富、就业与收入、居住条件等三个领域，“生活质量”面向的健康状况、教育与技能、环境质量、人身安全等六个领域；同时还有民意调查指标，了解民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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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人们始终无法明确，风险发生的预兆是否真的会导致危机，很难区分经济增长是基于坚实的基本面，还是仅仅因泡沫所致，只有事后才能知晓。这也影响到第二个原因，即没有人愿意相信风险会发生。那些对过度行为提出警告的人往往会被指责MG娱乐官网，这是人性使然，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事情最终会有好结果。同时，由于预防风险的成本很高，人们倾向于什么都不做，直到为时已晚。最后一点，欧美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只经历过一次危机，因此几乎没有应对风险的经验，且希望在自己执政时风险不会发生。他们缺乏经验，外加不信任拥有处理风险一手经验的专家，导致产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对风险疏忽大意，进而做出过度反应。

乔恩·丹尼尔森：金融监管中存在一种合成谬误：如果让每个金融机构都谨慎行事(表现良好、遵守规则、实力雄厚)，那么整个系统就是安全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谨慎行事，那么在发生严重冲击时(这种情况总会发生)，就没有人能够通过购买高风险资产来吸收冲击。相反，他们会出售风险资产，这对谨慎的金融机构来说是明智之举，但其后果是使危机更加恶化，因为这会导致价格下跌，并产生向大量资产蔓延的趋势。

乔恩·丹尼尔森：几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将风险分为两类：外生风险和内生风险。外生风险是指来自系统外部的事件，如6500万年前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内生风险则由构成金融系统的人员和机构在系统内部相互作用而产生。通常风险测量工具测量的风险是外生风险。但问题在于，巨大冲击背后往往是金融体系各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彼此间形成恶性反馈从而放大冲击，或形成良性反馈从而抑制冲击。正是这种反馈导致了内生风险。

从内生风险中能得到的教训是：最重要的风险都会被隐藏起来，直到为时已晚。原因在于，看得到的风险很难被忽视，也易被解决，可以称之为“已知的未知风险”。最危险的风险是“未知的未知风险”——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为时已晚。2008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不知道系统会如何处理它们，这正是危机核心所在。内生风险是“未知的未知风险”。

出于两个原因，当局不应把所有精力只放在控制他们所能看到的风险上。一方面，这会制造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错觉；另一方面，这会让不稳定的力量不受控制地增长。相反，当局应该认识到，从未想过的事情可能发生，并且在发生时做好应对准备。换句话说，不要只关注单个冲击，而要研究不稳定背后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可能表现为多种不同冲击。要关注基本面。

乔恩·丹尼尔森：人工智能很可能在下一场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发挥负面作用的一种方式是，使金融体系的监管和运作更具顺周期性。也就是说，使它们都采取类似行动，从而放大经济繁荣和萧条。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只能研究其训练集之中的内容，而由于危机非常独特且极少发生，因此识别和应对危机的信息不太可能出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集中。这是人类具有优势的一个领域，因为人类在伦理、历史、政治、心理学等方面掌握大量背景信息，这有助于他们对以前从未见过的事物进行推理。此外，在危机中，人类将多个个体聚集在一起，这个群体可以更好地作出决策，目前人工智能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乔恩·丹尼尔森：过去的教训是，解决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大国共同进行遏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即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主要经济大国拒绝合作，只关注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问题在于，不稳定的力量不是国家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因此，这种狭隘的思维为不稳定力量提供了“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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